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节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李密原是蜀汉后主刘禅的郎官(官职不详)。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李密成了亡国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养祖母刘氏。公元265年，晋武帝请李密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后又拜为洗马(即太子侍从官)，就是文中说的“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重用李密呢?第一，当时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晋武帝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以显示其宽厚之胸怀。第二，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承继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正因为如此，李密屡被征召。
李密为什么“辞不就职”呢?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李密确实有一个供养祖母刘的问题，像文章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第二，李密是蜀汉旧臣，自然有怀旧的思想，况且他还认为汉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第三，古人讲：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兴时，臣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兴时，臣为君之土芥。出于历史的教训，李密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晋朝刚刚建立，李密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祸福。所以李密“辞不就职”，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时此刻不宜做官。
李密不想马上出来做官，而晋武帝方面却催逼得很紧。“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轻慢皇帝，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达到不出来做官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李密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着对晋武帝不满，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李密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是为了“孝”。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李密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昭王使石奢为理道，有杀人者追之，则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于是刎颈而死。”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您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无话可说了。
李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从文章中可以想见，李密在构思《陈情表》时，有三种交错出现的感情：首先是因处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其次是对晋武帝“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不满情绪；最后是对祖母刘的孝情。但是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便把这三种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经过冷静的回味，压抑了前两种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笔带过，掩入对祖母刘的孝情之中。而对后一种感情则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这样一种情境出发，作者先以简洁精练的语言写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然后反复强调祖母刘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婴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刘病日笃”；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李密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母孙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的，是为了达到“辞不就职”的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李密并没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它在不同的层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现。第一段先写自己与祖母刘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抒发对祖母的孝情，“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如果从这种孝情继续写下去，会有许多话要说，如对祖母的感激，对祖母的怜惜等等。但作者却就此止笔，转而写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情，写自己的狼狈处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马上任，“奉诏奔驰”。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刘病日笃”，这就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他孝情的深厚，因为孝情深厚，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所以才有“实为狼狈”的处境。前面抒发的孝情被节制以后，又在另一个前提下出现了。第三段作者转写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不应诏做官，是因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排除了晋武帝的怀疑这个前提之下，再抒发对祖母刘的孝情，就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
(节选自《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其一，文章的文笔委婉恳切，耐人寻味.作者在申述不能赴任的原因时不直切正题，开门见山谈祖母年老多病，无人侍奉，而是从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写得委婉、诚挚，其凄凉之境，催人泪下。作者在文中写到因自己命运坎坷，多灾多难，早年相继丧父失母，连遭不幸，仰靠了祖母的怜惜、抚养才得今日，而今祖母年迈，犹如西山落日已是气息短促、生命不长，家族中又无叔伯兄弟，只有我和祖母相依为命，就象幼年的我失去祖母无法活命一样，今日的祖母失去了我同样无法安度晚年。由此铺展开来，交待说明了不能从命的原因，由身世、家境到个人意愿写得顺理成章，委婉恳切，使皇上相信作者并非矜尚名节，留恋旧朝，有意抗旨，而家中情势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