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科 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yín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ｋ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第二年，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但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这话，就说：“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张仪到楚国之后，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靳尚送上厚礼，并用花言巧语欺骗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把张仪又给放跑了。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担任重要官职，刚被派到齐国出使，回来之后，向怀王进谏说：“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怀王感到很后悔，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楚国大将唐眛（ｍò，陌）。
当时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想和楚怀王见见面，楚怀王想要前往，屈原劝谏说：“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是不能信任的，还是不去为好。”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去，他说：“为什么要断绝了秦王的好意呢？”怀王最终还是去了。但他刚一进武关，秦朝的伏兵就斩断了他的归路，把怀王扣留，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怀王大怒，不肯应允。逃到赵国，但赵国拒绝接纳。然后又来到秦国，最终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继位，任命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因子兰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死在秦国，楚国人都把此事的责任归罪于子兰。
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也非常痛恨。虽然身遭放逐，却依然眷恋楚国，怀念怀王，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总是希望国王能突然觉悟，不良习俗也为之改变。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局势，所以在一篇作品中多次流露此种心情。然而终究无可奈何，所以也不可能再返朝廷，于此也可见怀王最终也没有醒悟。作为国君，不管他聪明还是愚蠢，有才还是无才，都希望找到忠臣和贤士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然而亡国破家之事却不断发生，而圣明之君、太平之国却好多世代都未曾一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谓忠臣并不忠，其所谓贤士并不贤。怀王因不知晓忠臣之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结果使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失去了六郡地盘，自己还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由于不知人所造成的灾祸。《易经》上说：“井已经疏浚干净，却没人来喝水，这是令人难过的事。国君若是圣明，大家都可以得到幸福。”而怀王是如此不明，那里配得到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