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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囻”字漫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人们谈“民族”一词时，很容易避开“三民主义”的思路和束缚，离开当时的语境。其实，重视“民”及其“国民”组成的共同体，也是“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换言之，在现代汉语新生的“民族”一词中，除了种族的意义之外，平等的国民、公民共同体的现代性内涵，当初也并非完全没有涵括和反映。如1911年11月12日，伍廷芳在《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中就说：“今者吾民族振臂一呼，群而争自由，于是纷纭尘扰，奄奄将亡之王族朝代中，实有一种自由而开通之民族崭然发现，此即吾全国四万万人之民主精神也”。这里，将“民族”与“王族”自然相对，如同将“民国”与“王国”、“君国”对举，实在是微妙而意味深长的。
民国初年，在自觉使用“囻”字的人士看来，帝王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社会上认为国“固然不可无民，更不可一日无君”者，仍大有人在。如深受西学教育的辜鸿铭，就强调当时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都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社会土壤，由此可见一斑。而“民国”的观念和制度，也正因此而显得更为珍贵。今天的史书在谈到民国初年的历史时，常常爱说“中华民国实沦为了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之类话。实则，即便是纯粹沦落为“一块招牌”，它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对于这一“招牌”的作用和功能，迄今为止，史学界尚远未给予足够的认知和揭示。
也许是民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太多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下进行的缘故，如今的人们对于“民国”、“民权”等近代新生的政治概念的历史价值，不免太过看轻。诚然，在缺乏民主传统和现代经济基础的国度里，“人民”、“民权”等概念的流行及其“霸权”所向，确有可能导致走向其理想的反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但这些概念所带来的良性历史变化，所导致的进步追求和实践，一言以蔽之，所参与造成的复杂历史进程，又岂能一笔加以抹杀。这，或许就是今人如我者，在见到民初国人使用“囻”字之时，浮想联翩，愿意“正面思之”的原因之一。
“囻”之一字，民初时虽有人一度有意识地加以使用，且在今人看来甚为昭彰眼目，但最终却也并没逃脱“未能流通开来”的命运。这可能主要是语言文字自身的问题。既有“民国”，何需“囻”字？两相重叠，实属自扰。况且这里还有一个“國”字早已为人们所长期习惯性使用？实际上，在笔者所见到的《社会世界》创刊号上，内封上题写“中华民囻”，而外封上却依然保留了“中华民國”的字样，其文中更是“囻”字和“國”字交相并用，仿佛是“國”字改不胜改，最后竟连编辑自身也只好泄气作罢、堕入不得不听任“國”字自存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企望当时“囻”字能够传播开来呢？
语言文字自有其自身演化的规律，它一旦产生，便不能完全以人们随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哪怕其缘起是很要得的念头、很宝贵的思想，有时也不行。(来源：中国汉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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